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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群工作
“兩個維護”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政治邏輯
“兩個維護”的理論邏輯
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從來都十分重視在黨內建立有能力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這是實現黨的團結統一、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的根本要求，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基本規律。
不同于資產階級政黨，馬克思主義政黨代表整個無產階級運動的利益和前進方向，擁有遠大理想和崇高奮斗目標，必須具備高度的紀律性和統一性，必須看得更遠、察得更深，必須把握歷史前進的方向。因此，馬克思主義政黨需要有一批優秀人物組成的領導集體。
1850年1月到11月，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文中引用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的話，“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強調了政治領袖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影響力。1900年11月，列寧在《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中闡釋了黨的領袖對于政黨的重要性，認為沒有一個有能力且有威望的領袖，無產階級政黨的偉大使命很難實現。1920年4月，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作出了政黨領袖是在洶涌澎湃的革命斗爭中形成的重大判斷，強調“政黨通常是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總體上講，馬克思主義政黨把領袖、政黨、先進分子和群眾四者有機統一起來，黨與群眾形成同心圓。
隨著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逐步形成一個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由這個集體把方向、管大局、作決策、抓落實，保證了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而要實現黨的集體領導，全黨同志必須向黨中央看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加強黨的政治建設，以健全黨的領導的組織體系、制度體系和工作機制等舉措激活全黨的政治活力，增強黨組織的政治向心力，增強黨中央的政治領導力，使全黨向黨中央看齊，邁著統一的步伐奮勇前進。
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集體必須有一個領導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集體就難以形成合力，關鍵時刻還會迷失方向。1873年3月，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闡釋了黨的領袖權威是政黨組織力的精神紐帶，也是政黨領導力的重要體現。巴黎公社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形成有能力的領導集體，更沒有形成領導核心 ；而俄國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為在革命中形成了一個領導集體和像列寧這樣的領導核心，關鍵時刻能把航掌舵，正確謀斷。
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集體都必須有一個領導核心，對于這條黨的建設規律，行進在為中華民族筑夢、追夢、圓夢的征途中的中國共產黨有很深的體悟。鄧小平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提出要“樹立領導核心”以及“如何當好領導核心”的問題，強調黨委的“班長”要注意工作方法。1964年11月，鄧小平同志在《黨一定要有領導核心》的講話中強調“黨一定要有領袖，有領導核心”，認為黨的領袖是增強黨內團結的紐帶，也是黨中央堅強有力的關鍵。
“兩個維護”的歷史邏輯
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核心是在領導集體中自然形成的。凡是黨中央擁有一個有能力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黨領導的各項事業就能順利推進 ；凡是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任何一個遭到削弱，黨領導的各項事業就或多或少遭受挫折甚至失敗。
從黨的一大到六大，中國共產黨沒有形成有能力、有權威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同志認為，遵義會議以前由于黨的領導經驗不足，并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穩定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一個承載著艱巨歷史使命而力量明顯薄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面對嚴峻復雜的革命任務和各種反動勢力肆無忌憚破壞時，缺乏有能力的領導集體就意味著革命失敗。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并逐步在革命斗爭中形成了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集體。
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第三次黨章修正案，明確提出“黨部的領導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以保證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在隨后召開的“八七”會議上通過的《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規定 ：“現時秘密狀態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權。但是集權制度不應當變成消滅黨內的民權主義。”1930年7月22日，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通過的報告強調 ：“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必須根據黨的主觀的條件，來確定黨內民主范圍的擴大與縮小”。
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成立中央書記處，協助并分擔黨的總書記的工作。1938年11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規范中央書記處的職責任務，提升了中央書記處在黨的組織體系中的地位。在中央層面，逐步把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和書記處，強化黨中央集中統一權威。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建立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1943年3月，中共中央頒布《中共中央關于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明確提出在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位同志組成書記處中，書記處主席毛澤東擁有最后的決定權。同年10月14日，毛澤東同志在《切實執行十大政策》中指出 ：“實行一元化的領導很重要，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
遵義會議和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分別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政治路線，延安整風所形成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鞏固了這個政治路線，而德才兼備的組織路線和黨的群眾路線保障了這個政治路線。當幾大路線匯為一體形成黨的路線體系時，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核心就自然形成了。因此，黨的七大在黨的歷史上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維護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成為全黨的共識，得到全黨衷心擁護。而一旦形成一個有能力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就勢如破竹，勝利前進。
1949年10月9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同志還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過世后，為了防止出現蘇聯斯大林過世以后“馬林科夫擋不住”的那種局面，毛澤東同志認真思考了如何培養黨和國家接班人問題。1956年黨的八大正式實施“一線、二線”領導制度。1966年8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領導制度作出重大調整。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全黨深刻總結教訓，意識到必須強化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強調要發揚黨內民主，堅持黨的集體領導。1989年，鄧小平同志深刻反思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鄧小平同志關于黨的領導核心的論述被寫進了十四屆四中全會報告 ：“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這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一個重大問題。”
“兩個維護”的政治邏輯
201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指出 ：“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最重要的是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最關鍵的是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這個重大結論，深刻闡釋了“兩個維護”的內在聯系和政治邏輯。
“兩個維護”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鄭重選擇。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鄭重選擇，是黨心軍心民心所向。2016年10月28日，《人民日報》社論指出 ：“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的偉大斗爭實踐中已經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勇敢迎接并成功經受了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考驗，贏得了黨心軍心民心，贏得了世界贊譽。在群眾眼中，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中央和全黨，心中時刻牢記人民，堅決捍衛并實現公平正義 ；在黨員心中，習近平總書記率先垂范，堅守理想信念，兌現使命擔當；在許多國家人民心中，習近平總書記是中國人民的形象大使，深刻塑造并展示黨和國家的光輝形象。
“兩個維護”是建立各方面比較成熟定型的制度體系的迫切需要。當前，我國正處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最關鍵的沖刺階段，要建立各方面比較成熟和定型的制度體系，必須打破既得利益藩籬，破除體制機制桎梏，這離不開思想解放和真理力量的引領，也離不開人民公認的領袖的強力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也離不開毛澤東、鄧小平等一代偉人的獨創性貢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同步推進改革創新和建章立制兩件大事，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取得了歷史性成就，這正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果斷謀劃、周密設計、有力推動的結果，從而賦予新制度、新規矩以權威，形成制度鞏固和定型的加速度。
“兩個維護”是我們黨迎接新時代攀登新高峰的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產黨要實現國家“富起來”的目標，必須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始終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實現國家“強起來”的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面臨全方位國際博弈格局，中國共產黨在“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同時還要致力于拓展和把握好戰略機遇期。因此，大黨治理大國，大國走向強國，必須有堅強有力的黨中央，必須有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能夠從全局角度觀察問題，能夠“一錘定音”做決策，而且一旦決策作出，中央和地方的各個部門就要堅決落實。
（作者祝靈君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的建設教研部副主任，原文刊載于《人民論壇》雜志9月上及人民論壇網）
